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学者，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著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堪称表率，他的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从他写给子女们的400余封家书中，可以窥见梁氏家教的魅力。人民网·中国新闻网带您一起走近梁启超家族。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学者，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著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思成（1901-1972）：长子，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梁思永（1904-1954）：次子，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梁思庄（1908-1986）：次女，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宁（1916-2006）：四女，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
梁启超在天津的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族44、46号（原意租界西马路）。故居由两座楼组成，一座是梁启超全家定居天津的寓所，另一座是梁启超的书斋“饮冰室”，梁启超晚年在这里著书立说。
2001年，天津市政府对梁启超故居进行修缮。2002年10月，故居修缮完成，并在寓所的基础上修建了天津梁启超纪念馆。纪念馆开设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为主题的展览，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介绍梁启超多姿多彩的一生，“饮冰室”为复原陈列，再现了梁启超当年在这里生活的场景。
在1910年代-1930年代，梁启超把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送往国外学习，这期间梁启超与子女有密切的书信来往，共给他们写了400余封家书。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既是父亲的助手，又是弟妹们的领班，她去加拿大后，成为弟妹们联系的核心，因此梁启超的信多先寄到思顺处再由其他子女传阅。
在家书中，梁启超对子女们读书、写字、学习课程，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等等各方面都给予指导，但从不强迫命令。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亲切的导师、知心的朋友。孩子们也向他坦诚地诉说学习和思想上的困惑，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梁启超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他特别关注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希望自己的子女都具有“不惑”、“不忧”、“不惧”的君子德行，养成健全的人格，成为新民。无论遇到何事都能有睿智的判断，坚定的信念和勇敢不惧的精神。梁启超注重把自己的爱国情怀传给子女们，在家书中他常教育孩子们把个人努力和对社会的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报效祖国。梁氏9个子女7个留学海外，皆学有所成，却无一例外都回到祖国，体现了爱国家风的良好传承。
梁启超家书的另一特色是充满爱心，洋溢亲情。在家书中，没有疾言厉色的训斥，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口气，更没有顽固不化的面孔，反而处处渗透着炽热的情感，亲切的称呼、细致的关怀、深情的思念、真诚的告白、娓娓的诉说、谆谆的教诲，无不展露出梁启超深深的父爱。
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一生以变法强国为己任。晚年寓居天津。和别的大家族不同，梁家没有成文的家规家训，却用言传身教，将一生不变的家国情怀，融入了几代梁氏后人的血脉。
天津的饮冰室，是梁启超晚年著书立说的地方。“饮冰”一词，出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饮冰”这两个字，也流露出梁启超浇不灭的爱国情怀。
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候，前途非常危急的时候，那种焦灼、焦虑，所以他自谓“内热”，何以解热？ 唯有“饮冰”。
在梁启超的心中，国家占有非比寻常的分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梁启超，没有把当官发财放在眼里，而是以国为己任，作为一生的追求。
这篇《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那时，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那时候他已经逃亡到日本，在日本办这个《清议报》的时候写的，他是为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担忧。
如果国民的素质不好，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少年强则中国强”的说法的由来。后来因为梁启超自己起的笔名就叫“少年中国之少年”，这个笔名确实影响了很多人，所谓从我做起。
而后当袁世凯企图称帝时，梁启超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复辟逆流。面对袁世凯的威逼利诱，梁启超不为所动，毅然将此文发表，并绕道香港，赴广西发动护国战争。
其实那时候，他（梁启超）爸爸就不敢再在广州住，不敢再在家乡住，就赶快搬到香港，其实他是在香港停了四五天吧，本来是有机会去看他爸爸的，但是因为知道袁世凯他们正在搜捕他，所以他不敢上岸。他爸爸那时候病重，但是为了让他安心国事，他爸爸也说了不要告诉他消息，就是说他自己已经病重了，希望他儿子为国全心全意的去做。所以他到70多天以后，那个时候就是护国战争的胜利，局面上基本确定了，他的家人才通知他，他的父亲去世了。
梁启超早年追随康有为，参与变法维新。后来，当康有为拥护张勋复辟时，他却站到了老师的对立面，怒斥康有为为“大言不惭之书生”。有人批评他，没有师徒之情。但梁启超却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我觉得梁启超是在那个没有这种国事冲突的时候，对老师非常的尊敬。所以在后来，康有为七十大寿的时候，梁启超不是写了一个很大的寿屏送给康有为，那也就师生和解了。可是在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这个层面上，他又是把真理，或者我们说把国家利益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饮冰十年，难凉热血。”退出政坛后的梁启超，晚年一直安心著书立说，潜心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而他的家国情怀，却并未磨灭，而是一心传给自己的孩子们。这些家书，就见证了一切。1898年到1928年间，梁启超共给子女们写了400余封家书。
1919年12月2日致思顺书：得十月二十一日禀，甚喜，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
1927年2月16日 给孩子们书：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1927年5月13日，致思顺书：“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然吾不欲尔。”
比如说社会责任，对这个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人民的这样一种责任感，他愿意先在他的孩子身上做实践，是吧，先把他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新人”，他的孩子绝对不是那种旧式家庭的孝子贤孙，肯定是一个新的国民。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经济学家，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三女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先后有七个在国外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学贯中西，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完全有条件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享受优厚的物质待遇。但是，他们没有一人留居国外，都是学成后即刻回国，与祖国共忧患。在梁启超儿女的心中，国家，早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长子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的年代，十几年间，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考察古建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字里行间，都透着夫妻二人付出的心血。
在抗战期间的1940年，梁思成的全家和梁思永的全家，都随单位一起迁到了四川的李庄，那里的工作非常辛苦，而且生活也非常艰难，梁思成因为早年的车祸，伤及了脊椎，后来他就得了脊椎软骨硬化症。他的妻子林徽因有严重的肺病，他们在美国留学，后来美国的一些大学和一些科研机构都想聘请他们到美国工作，一方面条件要好一些，另外对他们夫妻治病也大有好处。对此，他们的回答是：“我们的祖国正在危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是暂时的。”
我父亲传给我，或者我的基因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爱国”，忧国忧民，我父亲生前希望他子女里面有人搞科学技术，后来了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有志气，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们是干两弹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强盛。
1949年9月24日，刚刚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从旧金山港乘船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10月1日，在船上的梁思礼从广播中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家非常高兴，说我们一定要开一个庆祝会。庆祝会当中要有国旗，这五星红旗到底怎么个排放法，并没说，就说五星红旗。所以当时我们大伙就想象，把大的黄五星放在红旗中间，四个角放了四个小的五星。就在我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我们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庆祝会。
经过一个月的航行，在天津的码头上，梁思礼见到了分别八年的母亲，也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伸出双手来迎接我，正像我们的祖国伸出双手来迎接我，我回来了，我母亲说你回来了，祖国也说，你回来了，我回来了。
友情链接：